《重庆模式》作者杨帆

　　本报记者 任鹏

　　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……重庆模式横空出世，震惊国内外。”

　　“唱红”与“打黑”，强人政治与民主法治，经济利益与不播广告的重庆卫视……当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统一加在一座被称为“西红市”的城市身上时，人们对这座城市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解读。

　　而杨帆和他的合作者把这些总结为“重庆模式”，并在数次去重庆调研后，合作出版《重庆模式》一书，试图把缠绕在这座城市身上越来越多的猜测和娱乐元素拿掉，从学术角度分析这一横空出世的“模式”。虽然当地政府“可能觉得我们提出重庆模式是给他们添乱了”。

　　学术是学术，官场归官场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在北京一家粥铺内，对本报记者讲，他们所研究的“重庆模式”，其实更是一种“我们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”。

　　“鼓励自发唱红，但没必要搞成全民运动”

　　齐鲁晚报：现在人们一提到重庆，首先想到的是唱红歌，甚至前一阵子重庆红歌唱到了北京。所以，一谈重庆模式，我就想先听听您对唱红歌的看法。

　　杨帆：呵呵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只是唱红，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信仰仪式。在目前背景下，它对树立信仰、纠正错误思潮是有益的。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信仰缺失是中国走向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，不是依靠唱歌就可以唱回来的。

　　重庆愿意搞出特色来，创造一种红色文化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有人说重庆财政为此花了很多钱，花钱多了就不好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那您觉得重庆唱红起到他们想要的作用了吗？

　　杨帆：唱红能起到一定作用，但不要估计过高。唱红歌其实就是创造一种氛围，这对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是有作用的。年轻人也应该适当唱唱红歌，改变一下基本的氛围。

　　当然，唱红不是都要唱，不是要用许多时间唱。唱红应该降温，人民群众自发地唱也应该鼓励。其他，就没有必要搞成全民运动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但近两年来，重庆唱红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———既然唱红歌是积极向上创造氛围的好东西，为什么还会被这么多人质疑呢？

　　杨帆：唱红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，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，应该包括唱红。

　　现在唱红激怒了一些人，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唱红是“文革”时期的群众运动模式。的确，唱红在历史上曾经是“文革”的舆论准备之一，但是唱红不等于“文革”。“文革”的核心错误在于破坏法制，砸烂公检法，以群众组织干涉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。既然唱红不等于“文革”，那重庆究竟想干什么？现在关键一步还没有走出来，我们还要观察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现在人们总是把唱红和打黑放到一起提，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？

　　杨帆：依靠唱红，重庆发掘出群众中间存在的越来越强烈的信仰和勇气。政府直接发给群众20万个信封，鼓励群众揭发黑社会和贪官。群众提供了4万多条线索，八成都是实名举报的。重庆人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被动员起来参与法制建设的。

　　但是话说回来，唱红只能创造一种氛围，不能代替法治和民主建设，唱红打黑之后，是走向“文革”，还是转向民主与法治，这对重庆是一个选择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　　重庆模式不只是唱红打黑

　　齐鲁晚报：除了我们常常说到的唱红打黑，您理解或研究的重庆模式是什么样的？

　　杨帆：重庆模式不只是唱红打黑，准确来说，是重庆施行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，解决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统筹城乡模式的方式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那您觉得，重庆这张综合答卷做得如何？

　　杨帆：重庆在公租房、促进农民增收、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等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，搞民生不能一窝蜂，要有财力，面不能大，要选择正确的机制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通过您的调研，您给重庆模式打多少分？

　　杨帆：说老实话，我现在给重庆打60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也就是刚及格。杨帆：重庆已做的事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什么错，意义很大，

　　扣掉的40分里，有10分是不足的地方，还有30分是它还没有完成的，我建议做民主和法治试验。我打这个分数的意思是，开头开得很好，后面至少有十年实践过程，所以我给它60分。

　　“重庆破局的一定是个强人”

　　齐鲁晚报：有人说，重庆能坚持这么久的唱红打黑，走“重庆模式”是得力于一个强势领导，否则一些事情很难坚持下去，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？

　　杨帆：我也认为，一开始确实要靠个人，不能否定领导人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贡献。我一直期待有薄熙来这样的人出现，出一个能干的人，先把政府治理好。这时候靠民主是不行的，靠选举也不行，就靠一个人，虽然这具有偶然性。但他能先把政府给治理好，通过打黑反腐唱红，给干部们制定了很多责任，让干部很累很苦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您也同意“强人政治”这个观点……主政者强烈的人格魅力与执政理念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但我们也想知道：靠个人魅力破局的情况能坚持长久吗？

　　杨帆：具体说重庆，开始破局的一定是个强人。但到一定程度之后要向民主法治转化，否则他的做法没办法制度化，就不能传下来。即使你做得再好，也只是一个时期。

　　而且权威大了就必然犯错误。以后怎么办？不能总靠一个人。长期要依靠民主，消极权利是监督，积极权利叫科学决策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有人说薄熙来是位个性鲜明的官员，此外还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，之前备受关注的仇和等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，个性官员还是非常少的，您如何评价他们？

　　杨帆：我对个性官员不做评价。

　　“我们有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”

　　齐鲁晚报：在“重庆模式”中，您好像一直建议在重庆进行民主试验。

　　杨帆：是的，我一直希望重

　　庆进行民主试验。在《重庆模式》一书里面就有，如实行地方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部分竞选，授予党代会和人代会弹劾权、质询权，重大决策由公民投票。在干部下台问题上，给人民代表大会弹劾权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不管外界对“重庆模式”的评价有什么分歧，从积极意义上看，您认为“重庆模式”会成为一种地市发展的模本吗？

　　杨帆：我用“模式”这个词，重庆方面很不爱听。其实，它和广东、温州、苏南模式一样，都是可以提的。模式，并不意味着已经固定了，也不是一定就具有推广的意义。重庆涉及的公租房、户籍制度改革，都是中国转型期需要解决的。

　　我认为，从积极意义上来说，重庆给全中国做了个榜样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那这个模式还有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吗？

　　杨帆：我估摸着，2012年春节前后吧，应该是一个转折点。此后出现的一些事情还要观察。目前的问题是，重庆还需要选择下一步的方向，是走民主法治之路，还是坚持个人权威？值得警惕的是，中国的老左派、新左派、民间“文革”派，都在向重庆聚集，想用左派的话语体系来阐述和概括，这就有问题了。

　　齐鲁晚报：最后想问一下，您总结“重庆模式”，是出于官方授意还是自己的兴趣使然？

　　杨帆：学术界和政界我们互不相干，我们只是学者。我这本书和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也可能觉得我们提出“重庆模式”是给他们添乱了。

　　我们作为学者就是本着良心说话，也不指望他们认可我们，他们作为党政领导人怎么认为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我们是为中国发展，肯定一个地方的经验。我们有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。

　　杨帆简介

　　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。在经过多次调研后，与苏伟、刘士文联合创作出版《重庆模式》一书。